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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30 年前，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至中國，最後一任英國港督對香港人說：「現在香港人將治理香港，這是一個保證，也是不可動搖的命運」。而帶領香港進入新時代的任務交給了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，董建華先生。 然而，董建華於 2026 年 9 月 8 日逝世，享年 89 歲。藉着這個歷史節點，編輯委員會回望其任內的文化政策及其延續至今的影響。 西九龍計畫是他任內最具野心的文化計畫之一；此外，他的政府也著眼於創意產業如何塑造香港的未來。這些都是宏大的構想。在實踐中，這些構想落實得如何？而時至今日，我們又能看到多少它們留下的影響？ 2003年，政府中央政策組發布了一份香港創意產業的研究報告。這份報告的主筆兼編輯－許焯權教授，正是編輯委員會今天專訪的嘉賓。 政策研究從何開始？爲甚麼選擇文化產業？ 許教授表示，2001 年前後，香港政府透過中央政策組展開調查。時任首席顧問是劉兆佳教授。中央政策組是政府自己的智庫，許多政策會由他們與業界、學界委員研究及討論，再由政府考慮是否落實。雖然，現正已不存在這樣的組織，然而仍有類似的行政長官顧問團隊。 1990 年代後期，英國工黨政府率先提出創意產業政策。許教授認爲工黨推出這項政策的背景很特別：保守黨較維護資本一方的利益，工黨則以工人階級爲基礎，希望以較爲普及和具有民主性的角度推動經濟政策。英國列出十三項創意產業，在當時對於這個概念很新的時候，人們沒有想到不同產業如此重要。它們的共同核心是創意，並能創造知識產權、財富及就業機會，所以對任何政府都具有吸引力。 香港是關注這一政策較早的地區之一，1997 年主權移交後，政府運作及政策與英國有很深的聯繫。英國推出創意產業政策後，香港政府思考是否跟進。步入 2000 年代，香港已經開始展開類似研究，政府其後透過中央政策組公開招標。 許教授剛剛接任香港大學政策研究中心，而政策研究中心此前未做過這類大型正式政策研究。而在接任後做出大型研究的想法驅動下，許教授組織港大同事與文化界同仁投標及撰寫建議書。 許教授表示其與團隊參考英國報告，希望界定香港有哪些創意產業，並研究產值、就業人數等。彼時，創意產業研究只有英國。其申請獲政府接納後便開始研究。 董建華親自約見研究團隊 許教授接受訪問時， 文化產業負責「花錢」還是「賺錢」？ 「我的部門負責賺錢，不是負責花錢。」許教授透露在一次政府會議中，某個部門的的官員這樣說。而這句話中「負責花錢」的部門，指的則是負責文化的民政事務局。這反映出政府內部對於文化價值及其經濟價值產生的矛盾。 在傳統政府賬目中，文化服務需要場地、人工及資助，支出清晰可見，然而收益卻未必直接回到負責文化的部門中，因此很容易被視爲公共開支。文化產業概念試圖打破這種劃分，提出投放於文化的資源，也有機會轉化爲就業、知識產權、旅遊消費等。 許教授認為，西九文化區正是這種構想的縮影。原始的願景並非只靠政府提供文化服務，也不是要求每一間博物館或劇院自行賺取利潤，而是希望結合政府、私人市場與社會不同持份者，在推動文化發展的同時產生經濟效益。理想狀態下，文化進步的同時可以帶來經濟發展。 二十多年後，這個「花錢」與「賺錢」的矛盾仍未完全消失。西九文化區2024��成本回收率只有37%；即使將利息收入計算在內，也只有51%。不過，西九採用的一筆過撥款和自負盈虧模式，本來便以酒店、辦公室、住宅及零售餐飲等商業項目的收入補貼文化設施；由於相關發展尚未帶來足夠收入，場館的營運赤字便格外突出。西九管理局亦指出，其成本回收率與不少國際文化機構相若，文化場館未能單靠門票和場租收支平衡，並非香港獨有的現象。 然而，從更廣泛的經濟層面看，文化並非單純的公共開支。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，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在2024年創造約1,344億港元增加值，佔本地生產總值4.3%，並提供225,710個職位，相當於全港總就業人數的6.1%。不過，這個統計範圍亦包括軟件、電腦遊戲、互動媒體、建築和廣告等行業，因此不能把全部產值簡單歸功於文化場館；它更能說明的，是文化、創意、科技與商業活動之間早已難以截然分開。 因此，問題或許不在於文化究竟應該「花錢」還是「賺錢」，而在於政府如何衡量文化所產生的不同價值：有多少能反映在場館的財務報表上，有多少會以就業、旅遊、產業發展及城市吸引力的形式出現在場館之外；又有多少屬於公眾接觸藝術、保存集體記憶和培養創作人才等難以折算成金額的公共價值。 如果只以場館能否自負盈虧來判斷文化政策成敗，便可能低估文化投資的長期回報；但若只談抽象的社會效益，不檢視營運效率與財政安排，也難以建立可持續的文化生態。文化政策真正要處理的，並不是在「花錢」與「賺錢」之間二選一，而是建立一套能夠同時衡量公共價值、產業效益與財政可持續性的制度。 西九：原初願景與制度困局 「民間主導」與政府角色的變化 董建華留下了怎樣的香港？